黄灯(左一)给2015级学生上课。受访者提供
2010年,黄灯(第三排中)与中文班的学生。受访者提供
北京,清晨的公交站。视觉中国供图
7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租住在50多平方米的房间。视觉中国供图
今年夏天,哈尔滨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宿舍窗前。视觉中国供图
考研学生在楼道里的自习桌。受访者提供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社会的真实场景。
普通
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我的二本学生》。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黄灯说,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广F”,省略“学院”二字,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空气里飘着水果成熟的香味,树叶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秆枯干的气味。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沈毅星入学那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这所二本学校,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切,好小啊。”不到半个钟头已走完校园,他印象里的大学是需要骑自行车的,但这里不用。沈毅星说新学校的图书馆还没有高中的大,位置奇少。
不大不小的操场,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学生一下课,噼里啪啦响上半天,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大学所传颂的精神气质似乎在这里变得更实际。相比于名牌大学邀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外国总统首相,受邀来这所二本学校进行讲座的嘉宾“更接地气”。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证”……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学生热衷考证。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但覆盖面太广,往往不能学得深入。“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黄灯说,“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沈毅星读经济学,“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他记得有人说,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如果一直在基层,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黄灯发生过争论,“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沈毅星翘课、打球、挂科、补考,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继续烧烤啤酒。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直到大三下学期,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老师找沈毅星谈话,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许多年过去,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
谷底
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
“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叶、吃不完的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供货。”黄灯说。
黄灯的一个学生做了纹绣行业,“都是套路。成本很低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上钩的人就会很多”。开餐饮店的学生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有的学生曾被骗去传销,又接连拒绝职场潜规则和家人介绍的相亲对象,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有点收入的工作,找个男朋友拍拖结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愿,最终生出精神疾病。
黄灯感慨,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女孩,仅仅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始终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围。
一位女生绝望地想哭,“我还想过走歪路,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安稳下来,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再去提升自己”。
黄灯表示,现在大学生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她的大学班级,班上70%学生来自农村,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生存、命运,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扩招后,大学生已从“天之骄子”堕入凡间,身边很多普通劳动者都可能拥有一张贬值的大学毕业证。学生们被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莫晓是黄灯2015级的学生,与840万人一起毕业,一毕业他就失业了。他1995年出生,个子不高,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对文字极大的热情。他每天坚持写作,“我要当好作家。”
去年毕业后,莫晓找了一份教育机构的工作,培训完发现自己只是教学机器,于是辞职。失业的当口,堂弟找他创业,做汽车方向盘改装,这位文人做起粗活儿。“那段时间很拼,每晚两三点睡觉,一早六七点起床拉客户。”很快疫情来了,没什么单子,租金又要交。
他做起兼职,服务员、快递分拣员、保安、助教,每天盯着招聘网站,有兼职就做。还遇到过兼职群骗子,让每人交5元钱,几百人的群交完钱,就解散了。
他在景区做保安,衣服大大的,“我做保安是别人保护我。”同事看他瘦小年轻,给他派轻活儿。在餐厅第一次做服务员,他心理上接受不了,后来觉得能养活自己就不算丢人,慢慢把脸皮磨厚了,胳膊也因端菜变粗了。
分拣快递的活儿是从晚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其间时常弯着腰,盯着流水线上不同的字母数字。一个女孩穿了短裤来上班,被主管当众训斥,后面一排男生窃窃地笑。“我真的觉得很心酸,我只是来兼职,过完今天拍拍屁股走人,我起码有个学历在。她不做这份工作,饭可能都吃不起。”
莫晓后来发现,吃不起饭的是自己,交完600元的房租,他口袋里没钱了。他待在房间很久没出门,突然走到外面,听到摩托车声、人声、喇叭声,焦躁无比。有一次他吃着饭突然流泪,“终于明白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他要强,不找家里要钱,避免雪上加霜。爸爸生了几场病,手术花掉十几万元。妹妹不知道什么原因借了网贷十几万元。生活跟这一家人别着劲,岔着道,父亲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像一顶雪帽顶在头上。
25岁的莫晓兼职漂泊。“毕业我还没站稳,就要让我跑了。突然要承担起责任,我觉得好累啊。”家庭的淤伤一直延伸到他瘦弱的身体上,逼得他不得不强壮起来。
上大学时,莫晓跟宿舍的兄弟突发奇想骑行到湖南,路线没查,单车也是借的,两个男孩在公路上晒掉一层皮。那天山上空无一人,夜幕笼罩,两人只能摸黑拼命骑,直到远处灯光闪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莫晓不知道毕业后还要翻过多少山才能见到那一点光,一起骑行的朋友考上了梅州的公务员,最近忙着疫情防控。很长一段时间,莫晓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就像机器发出低沉不变的嗡嗡声。
折腾
黄灯用笔记录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学生,她说,“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临毕业,大多数学生焦虑。一些学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大悲咒》,但效果了了,“我已经不吃肉了,是佛系少女了,让我打坐,我还是会为未来而浮躁啊。”
10年前,黄灯班上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考研;如今,考研成了最热门的选择,其次是考公务员。像一对平行的双杠,考公、考研是二本学生借以出人头地的支点。
从早晨5点钟开始,食堂门外逐渐汇成一条队伍。因为图书馆和教室有限,学校把食堂的一层改成自习室,后来又扩大一层,备战考研的学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学校重视考研,有同学反映楼上食堂桌椅移动常有噪音,校方就给桌椅加了一层垫子。人们走在“考研自习区”里,会自觉把脚步放轻。
即便有了改造后的食堂,仍旧容纳不下考研大军。实在找不到位置的人游荡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宿舍的天台楼顶。有人在楼梯的转弯处学了一个学期,与南方的闷热和蚊虫抗衡。
在所有的学生里,黄灯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从高中开始,林峰掉入武侠世界,写了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每个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种特质。工作10年了,他的头像仍然是令狐冲。
其他人的骄傲如同皮肤病一样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他的骄傲则藏在深处。他话不多,不会刻意经营人际关系。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读一年后,他考入广东F学院,“在农村,要么你真的很拼,要么就靠读书。”高考前两个月,父亲工作时弄伤了手指,要住院,爷爷身体又不好。填志愿时,父亲专门从医院出来跟他商量怎么挑学校。考前父亲出院,全程在家里陪他,让他静静考完高考。
在他看来,人们靠两样东西实现目标,金钱和意志,没有前者,他必须在后者上做得出色。黄灯评价“林峰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难以寻觅。”大学时,还有老师极力推荐他去研究庄子。
这个出生在广东四会村庄里的男孩热爱电影,毕业时曾想去电影公司,但走近之后,却发现兴趣变成职业有太多无奈。“电影导演都想拍文艺片,但80%拍的都是商业片。”有同学热衷于参加能让履历光鲜的学生会,他跑去做青年志愿者,毕业想找一份公益组织的工作,却不得,最终顺应潮流进了银行。他喜欢独处,却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银行工作一年后,他决定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没有要求‘985’‘211’,对普通大学生来讲是个机遇。”在文凭的含金量稀释以后,学生们冲向另一个看似公平的赛道。
林峰最终进入四会的一个机关,“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在筑起高墙的单位,他不用为了取悦别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这里工资稳定,给予他更多时间去思考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像我这种家境不好的,毕业之后一定要出来工作,继续深造只能等自己赚钱。”当下,他仍然坚持考研究生,“起码让自己保持学习的心,不要让社会同化。”每当收到工资觉得兴奋的时候,他总说自己被社会同化得太厉害了,“充满铜臭”。
他记得毕业前一晚,大家约好通宵,兄弟们在走廊放肆聊天。午夜,人群逐渐困了,林峰的耳机里一直重复播放一首歌,港台歌星陈百强的《摘星》,“我要踏上路途……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他听着听着睡着了,那种感觉至今找不到言语形容。
莫晓与林峰相隔10年毕业,但他们分享同一种感受。莫晓在大学时期把作家梦告诉了周围所有人,“如果你想当作家,你就放声大叫,总有人能听到你的声音。”
他在研讨会上听一位作家炫耀自己发过传单,体验生活。做过各种兼职的莫晓生气了,“什么时候发传单成为生活很差的标准了?现在的作家都这么养尊处优了吗。”他觉得,作家和拾荒者没什么差别,一个是给素材分类,一个给垃圾分类。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但不那么大。
写作带给莫晓快乐,他写出一个新奇的开头,整夜兴奋睡不着,发了4条朋友圈,又都改成仅自己可见。当初备战考研的间隙,靠着3条士力架和两瓶水,他从早上9点写到晚上10点,过程轻松,不觉得压力,写完站起来时,砰的一声倒在座位上。
考研失败,辞掉教育机构的工作后,莫晓投了上百份简历,他投过公众号,写了几万字的完整作品,没有任何回应。他也投过影视公司,一天写好几个短剧本拍视频,“有些公司盗用你一个想法,但不要你。”
上百份简历换来不到10家面试机会,“我最怕过不了简历关,二本是个坎儿。”生活与小说一样,充满巧合。随着疫情的阴影逐渐淡去,他找起工作来反倒变得容易。不久前,他入职一家科技期刊做编辑,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纸上,感叹“多年媳妇熬成婆”。他把杂志拍照发了朋友圈,用红笔圈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不起眼,所以要画圈圈。”
这家期刊属于中山大学的校企,“我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是广东省最好学校的研究生。”大家吃饭的时候聊起学校专业,莫晓以前从不说话,现在,他想清楚了,“以后我要第一个说我是广东F学院的,我不害怕尴尬了。”
生活正在展示好的一面,他一边写作,一边工作,路上遇到递过来的传单,一定会接。
摩擦
沈毅星毕业后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
他潇洒的大学生活以一场散伙饭结束。女生们哭得稀里哗啦,沈毅星没感到离别愁绪,“我们无知,我们喝酒不管。”他开始向往新生活,要工作了,不再跟爸妈要钱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那是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流老板直接来学校招人,好像很重视。“定位我们是公司的重点人才”。沈毅星任职两个月就辞职了。“老板要成立航空部,让我们搞空运,高估了我们二本学生的能力,连我们的英语都没衡量一下。”没人带路,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后来参加银行的统招,投了家乡河源的岗位,到乡镇上班。“我家里全部做小生意,有卖服装的、卖水果的,我父母在档口卖肉。我也想搞这些,比他们有更好的营销手段。”毕业时,沈毅星去当地的百货、超市面试,延续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劝他进入体制内。
“我父母20年每天三四点起床,没睡过安稳觉,他们觉得体制内不用受这种苦,吃公粮的人社会地位高很多。他们认为进了国企,娶妻生子买房,只是时间问题。”
沈毅星顺利进入银行,从乡镇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借调到大城市,如今“抛妻弃子”地满省出差,一个月只回家几天。他说自己身上有一种底层不服输的“小强精神”,练就了把脸贴在地上摩擦,再起来笑一笑的勇气。他从一个腼腆的大学生,蜕变成善于交际的金融从业者。
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职,几乎已经确定就属于他了,结果在突击考试上他没考好,机会落入别人囊中。“感觉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时候突然被捅了一刀。”领导在宣布结果时,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领导道歉,承诺把未来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挺佩服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沈毅星把借调到广州看成人生的一次转折。“像我们这种没出身,能力又不拔尖,在小地方很难发展。”在县城工作那几年安逸,下班就是爬爬山,找好吃的,晚上打打牌、唱唱歌。他在25岁看到了自己的50岁。
来到广州上班后,“好像井底之蛙打开了井盖”,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在县里写东西的要求是“写清楚,看得懂”;到了省里,要求变成“简单明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有时一篇文稿一晚上改十次八次,最终还是要领导再改。
他感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压力,“别人以为我外表光鲜出差是到处旅游,他们看不到我工作到夜里一两点,脖子一抬,整个背都是酸的。”他有个亲戚,名校毕业,在北京做律师,带家人游玩的间隙拿出电脑噼里啪啦地敲着,“这不是压力是什么?”
他觉得自己没有重点大学的学生聪明,不是领导者,是合格的工兵。但做好螺丝钉也需要坚守,“不是冰做的,打进去就消失了。”工资不是卑微的薪水,那也是血汗钱。
“老鼠生出来的孩子不去打洞,要成仙得付出太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辛苦”,沈毅星说,他婚后攒够了钱买房,孩子是打地铺时出生的。“我发现,市里的同事小孩很多初中高中就已经规划出国了,人的差距以指数级拉开。”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走出农村,称自己为“涉农白领”,“只有拼命跑才不会被雨淋。”他尽力让普通话显得标准,“因为你没有伞。”
他在童年得到一本小人书,能看上10遍。直到小学毕业,他都没摸过足球,属于乡野孩子的娱乐是在山沟里跳塘,“不淹死就好了,能活到现在。”而他的孩子已经对农村缺少感知,只知道那里是“打棒棒(指放鞭炮)的地方”。
去年毕业10周年,沈毅星回学校看看,校门口的湖已经干涸,湖底躺着几辆坏了的共享单车。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回家的周末被嬉闹声环绕,他感到知足。他说大学教育相当于第二次出身。大浪淘沙,冲出来了金子,但更多的是沙。
林峰也抱着孩子回过学校。他们都处在30多岁的年纪,已成家立业,找工作时赶上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房价在“山脚”,“比较平缓,靠走还能走上去”。
10年后,莫晓面对的是更加坚硬的现实,“我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怎么买得起五六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
黄灯说,对有些同学而言,通过买房、做生意,早就理顺了个人生活,实现了财务自由,而对另一部分同学来说,不但居无定所,收入有限,工作也极不稳定。客观来说,两者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15年来,黄灯像一张唱片,总为刚来校园的人播放。在外国文学史的课堂,主题是《红与黑》里于连的命运,讨论经久不息。
教室周围种着高高的白玉兰,小巧的校园遍布南方植物,天空高远。一个普通的课堂场景,黄灯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记忆深刻。
这些年在课堂上,她越来越少提起务虚的东西,“找不到契机,自己也困惑”。她曾跟学生们讲经典的诗歌,学生们觉得很搞笑。“他们没有廉价的激情,不会用到诗意这个词,只用戏谑和调侃的口吻描述当下感受,那些网红词汇。”
但她知道,无论日常生活多么的贫乏,无论现实多么缺乏诗意,学生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去行动。黄灯觉得他们“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沈毅星、莫晓、林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