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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对社会能不能开放一些?

2024-12-24 来源:哗拓教育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大学校园大门

拒人门外的高校

前几天笔者去了两所不同的上海高校,都被拒之门外,颇感讶异。

一所是我家附近的高校,我常打车去那里打篮球。上周末再去,发现原有预约通道关闭,保安表示“不让进”,问原因和什么时候恢复预约,都说不知道。

后面了解下来,是该校举办完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那段时间正在撤场。撤场是否影响进校?什么时候完成、恢复预约?没有公示,也没人知道答案。

另一次是带老家一个亲戚——一个初中生来上海玩,她想去参观一下上海几所知名大学,树立一个目标。由于她没有手机,无法预约,进不去,只好放弃。

无独有偶。去年,有一次笔者去北京某顶尖高校拜访一位教授,我们约在校外见面,相聊甚欢。到了中饭时间,他说带我进校尝一尝他们的食堂,结果到校门口一交流,他既无法带我这个“外人”进去,我这个“外人”又无法临时预约(基本得提前好几天预约),他只能尴尬地摇摇头……

疫情结束后,上海的高校基本处于半开放、半封闭状态,一般都是线上或现场预约、扫码即可进校。如果开车,则需要通过高校内部教职工报备。

初步了解下来,全国高校校园管理,目前基本都采用类似办法。其中,一些名校每天还有预约名额限制,需要提前多日预约,一些学校则采用“校友卡”管理方式,优先校友本人进入。

“正方”观点

这种半封闭管理,有一定道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为了维护校园安全和管理秩序。

疫情期间,知乎曾有一个投票:“大学开学后封闭式管理你能接受吗”?投票结果,有40%的人选择“能接受”,显示出封闭式管理有一定的“民意”。疫情结束后,依然有不少教职工、学生表示支持。

反应强烈的,主要集中在一些打扰校园正常学习、生活秩序的行为,比如:晨练的大爷大妈,到寝室推销的销售员,去食堂吃饭的市民,市民挤占球场,一些小偷小摸隐患,等等。

事实上,对这些原本就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比如宿管严禁外人进入、食堂只能刷学生卡、加强治安巡逻、球场预约(不少还采用了收费模式)等……当然,这些管理有点复杂,如果能一封了之,岂非高效又便捷?

如此,站在学校角度,只需加强“门禁”,就可以将多种风险隔绝,又有一定的内部“民意”基础,更乐见其成。因此,尽管社会舆论和政府都要求高校逐渐开放,但各地高校几乎都心照不宣地沿用了上述半开放半封闭管理方式,这样,既可以应对上级和舆论压力,又可以保留“最终量裁权”和“最终解释权”。

谁的大学?

上述观点是站在校园管理者和少部分教职工、大学生的立场。从网上和现实交流看,大多数老师和学生是“开放派”或沉默的“中间派”,但都无力忤逆校园管理。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一层逻辑,大多数大学是公立的,靠的是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不应该简单地把纳税人拒之门外。

第二层逻辑,大学门禁在防范谁?如果担心扰乱大学学习和生活秩序,原本就有针对性管理,比如图书馆需要借书证,宿舍有宿管阿姨,体育场馆有专门门卫(刷卡、收钱),食堂只能刷学生卡,等等。

第三层逻辑,大学门禁在保护谁?保护大学生吗?大学生是成人,之前十几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基本都是封闭式管理,到了大学,本应有一个逐步了解和融入社会的过程,而不是继续封闭式地培养“温室里的花朵”。

大学的资源,使用效率真的高到容不下民众(有条件)共用吗?比如很多高校的球场、自习室,闲置率很高,为什么不能开放一些呢?

第四层逻辑,大学是公共场所。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不仅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的环境,还承载着培养未来社会成员的重要责任。按照公共场所管理原则进行管理、适当差异化即可,不必在国家安全、行政部门和公共场所之间,搞一个特殊的场所类型存在。

什么是大学?

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但不能办成“高等职业培训所”。

从孔子创办的私学,到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校,从宋明理学大家们开办的书院,到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大学一向不以职业技能为教育目标。

到了现代大学,虽有专业之分,但真正好的大学,多以学术为导向。而学术之上呢?

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认为,大学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具体来说:

一、它是学术共同体;

二、它是知识分子的圣所;

三、它是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大学应当是上述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只是大学学习的手段,而不是大学学习的目的”。大学,应该教会学生乃至社会自由地思考、思想、讨论、探寻、试验(试错),直至引领社会、关怀天下、追求真理。

古今中外,大学本应成为代表社会文化、精神、学术、研究的独立体,但现代大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日甚。如果把“开放”这一基本精神也驱逐,这种“现代化”教育的场所,如何令人尊敬?

大学去向何方?

王德峰教授在其书中回忆,在1980年代,复旦大学的讲座很多,海报都贴在校门口,边上那些开小店的小业主都来看海报,若有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的小店就会提前打烊,店主们就会去学校听讲座。大学,就应该是开放地思考和引领社会、时代的。

90年代的大学,同样令人心醉。它们不仅重视学术和思想自由,也具有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即便玩起潮流,从诗歌、校园民谣到摇滚乐,也是社会文化的风向标。那时的校园,风行和讨论着的事物,都关乎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取向。

2000年代的大学,经过连年扩招,大学生虽被拉下“神坛”,但依然凭借着走在社会前列的思想、见识,受到社会和企业的追捧。

那时的大学,虽然物质条件还不是那么好,但开放,活跃。

2010年代后,随着社会进入移动互联网革命时代,人们获得知识、参与社会互动的方式日益便捷、高效,以传授知识为主、追逐市场(就业)为导向的大学,逐渐力不从心。

及至2020年代,开门就是三年疫情,夹杂着经济和社会内卷,大学以及一代大学生们的管理,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封闭性。

当然,不唯大学,国与国之间,也逐渐走向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为应对这些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单边免签的国家一再扩大到24个省份、60个口岸、54国、240小时。

可惜,我们一面在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另一面,在某些领域,还在延续、助推封闭,比如应倡导和引领社会开放、创新、融合的大学

精神的家园究竟靠谁守护?王德峰教授指出, “中国历史上向来是靠在野的士大夫来守护,他们通过讲学的方式、书院的方式来守护。(譬如)王阳明在他的家乡讲他的心学,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家乡聆听他讲心学,为中国开的道路,这是中国人以一种中国哲学的方式来直面自己民族的命运”。

与自古围绕“城邦-市民或工商业者-企业家-资本化”的西方精英文化迥异,中华民族的文化,向来以平民主义为基因:从民贵君轻,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仁政思想,到依靠工农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历程,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精神,到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的社会宗旨,中国教育、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向,都必须谨防利益集团化,及随之的阶层、社会和思想固化。

中国的大学往何处去?答案正在于,往民间而非“精英”去,往开放而非固化去,往探索未来而非困守当下去。

我们的大学,能不能代表和引领民族的精神,走向开放、融合、探索?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会有承上启下的、真正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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