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管制度来源于国务院上世纪90年代年制定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随后的执法局，是城管制度的自然延伸。城管的执法权限包括城市环境卫生、违章建筑占道经营等的督察、查处等。
从时效需求及对应的程序上看，城管的执法大体分为两种：一是需要按照普通程序处理的案件；二是需要当场处理否则就无法取证的简易程序案件。适用第一种程序的案件，问题不多。例如违章建筑、私自搭建广告牌等，城管部门需要立案、调查、作出处罚决定、告知复议直至执行等一系列的程序。重大处罚决定，还需要进行听证。有些案件，需要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最终了结。比较令人诟病的是，近几年来，城管参与了不少房屋征用拆迁，缺乏必要的授权程序，有些甚至野蛮拆迁，触犯刑律。第二种简易程序，问题较多，也比较棘手。例如随地吐痰，小商贩占道经营，如果不当场处罚或清理，就会导致随后无法执行或立即造成不利的后果。假如对随地吐痰也履行立案调查下达处罚决定等程序，后果无疑是很可笑，对于占道经营，大家不难想象，同样如此。这就带来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如果被查处对象不配合，城管应该怎么办？在英美等警察国家，这个问题不难，警察当场就可以留置或者拘留。遭受人身控制的被处罚者，要么乖乖配合，要么留下笔录和联系方式，等待法庭的传唤审理。中国的城管没有这种权限和便利，警察似乎也很少配合城管执法。最后，留给城管的是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自力救济，动用法律未授权的强制即暴力。
刚才在微博上看见吴有水律师对城管暴力执法的抨击，诉说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士遭受的屈辱。城市禁止电动车上路。不说这个政策对错，单说执行的问题。如果授权交警监管，这很好办。交警可以当场制止。如果不配合，或者暴力对抗，交警有权当场拘留，因此不必要太多的暴力。但是，如果交给城管，这就很难办。城管没有拘留权，因此无法对需要当场消除的违法行为者采取人身控制。城管没有接受警察擒拿格斗等专业训练，对公民采取暴力的方式势必笨拙难看，容易造成额外的伤害。
毋庸置疑，城管执法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执法，我们很容易陷入垃圾围城、车辆在林立的摊贩中穿行的不便和困境。城管暴力执法，已不是一天两天，但不知道一些立法专家学者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对这个现象置之不理。
国务院是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立法权限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有。将城管的条例，上升到立法，只需要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个简单提交通过程序，但法制办的人很忙，或者疏忽，没有这样做。城管或者执法局，由此带来的处境，就非常的悲催和狗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