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要流自己的血，康有为要流别人的血，中山先生要流自己和别人的血，慈禧和光绪谁的血都不想流。变法，就是不想流血；不流血而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点也差不得。
1
历史不能重复，也无法假设，但可以想象。
我曾反复思考，清廷有无可能找到一条自救之路，在世界变动的大潮中自我革新，从而避免被推翻。
如果那样，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什么样子？
很遗憾，我现在认为，在晚清历史这一段，偶然只是小概率事件，那种自救之路没有可能。
简单说，如果清廷不这么做，而是那么做，可能清朝不会终结于1911年，也许更早，也许更晚；取代清朝的可能不是袁大头，而是张大头、李大头。
我们常说：英雄创造历史，如果没有某人，中国近代历史走向将完全不同，中国的命运不可想象。
这有一定道理。比如，如果没有邓公，中国改革开放就算会来，也会推迟好多年。
但从历史长河看去，可能也不太对。历史大势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没有某人，历史进程会有差别，但走向不会有大变化。
时间拉得越长，空间拉得越大，偶然性越小。于某个人、某个群体来说，可能会极大不同，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世界历史这样的大势来说，这种变动极其微小。
历史的大势，谁也阻挡不了、改变不了。
2
一百二十年前那场变 法，影响远没有此前想象的那么大。
变 法成功或失败，不会影响历史走势。只不过因为失败了，所以令人扼腕痛惜。
但其实那也许算不上变 法，或可称得上一段插曲。
在变 法前，有些事已经开始做了。在变 法后，有些事也在做。特别是在庚子后，变 法的很多举措都施行了。
比如废科举。1898年废八股，1905年废科举，只在变 法后七年。但没有人把庚子后十年的举措称为“变 法”。
当事者光绪与慈禧，在变 法问题上没有根本分歧。在重臣中，保守的翁同龢在变 法之初被开缺回家，荣禄这样的“保守派”其实是有维新思想的。其余京中重臣与地方督抚大部分倾向于变 法。可以说，有既得利益官僚，但还称不上新党与旧党。
至于康有为，他有才学、有热情、有公关能力，但对维新的认识并不比其他有识之士高明，对政治的认识更属于小儿科，而且言胜于行、脱离现实、没什么实际办法，人品也值得商榷。
可以说，康在戊戌年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很多时候，不是只靠勇气和热情就可以改变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人年轻时会挑战世界，年长后会与世界和解。
当我们走出革 命史观回看，会发现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其本来面目比单纯黑白复杂得多。这是人世间的常态！
3
就算变 法成功，会怎样？十余年后的历史发展给出了结论。
变 法就是要废科举、办新学、行新政、练新军、开言路、修路开矿、办报留学，富国强兵。
结果就是，大清亡了。
早在变 法前，中山先生就开始闹革 命，要推翻大清，但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仍是屡战屡败。直到大清亡了那一年，孙先生自己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还在美利坚看报纸才知道武昌起义。
大清的变 法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武昌首义是新军，各地蜂起响应的主力也是新军。
可以想象，1894年的变 法成功了，结果和后来也一样，大清还是会亡。
这就很吊诡了。变 法的初衷是为拯救朝廷，但变 法的积极成果促使了朝廷灭亡。这事谁干都一样。
这就是王副主席推荐过的《旧制度与大革 命》说的：对于坏的政府来说，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既然变 法会亡大清，那么不变可好？大清已无法支撑下去，不变一样会走向死亡。
所以，变 法是找死，不变 法是等死。变与不变，都是个死。
4
现在不是讲不忘初心嘛，变 法的初心是什么？是改变国家现状。为什么要改变？因为当时的治理体系已不适应形势发展。
这种情形并没什么特殊，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反复出现。
变 法就是改革，改革是为避免革 命。
变 法成功了，革 命就晚几年来；变 法失败了，革 命就早几年来。
革 命自下而上，是要人命的，要的是当朝者的命；变 法自上而下，是要保命的，保的是当朝者的命。
所以，谭嗣同说“各国变 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这话有问题。他的意思是，各国革 命无不从流血而成。但变 法的本意就是不流血。
自上而下的变 法，就是想不流血地保住大清。
荣禄问康有为怎么变 法，康有为说，杀几个一二品大员，新法就成了。（不知原话是否如此，但应该差不多）
谭嗣同要流自己的血，康有为要流别人的血，而且要流当政者的血。
结果，谭嗣同流了自己的血，康有为既没有流成当政者的血，自己也没有流血。
康有为对变 法的认识有问题，也没什么高明办法，甚至也没做好牺牲以变 法的准备，只是在矛盾发生时激化、扩大、甚至制造矛盾。
所以，他干的事不叫变 法，也不叫革 命，好听是书生议政，不好听就叫大言乱政。所以，光绪只见了他一次，最后也倒霉在他身上。
相比之下，他弟子梁启超倒是一辈子在试图变 法。他不想流血革 命，更想改良，但总赶不上历史进程。因为历史的汹涌大势将席卷任何阻挡者，变 法改良在这样的大潮面前不堪一击。
还是那句话，个人在时势面前太渺小。
5
尽管每个王朝立国时都期待着能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但在中国历史上没一个王朝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这不代表历朝历代不想变 法，没有尝试过变 法，但最终无一例外地被取代。
革 命若早来几年，王朝寿命就短，几十年、上百年。革 命若晚来几年，王朝寿命就长，二百年、三百年。
变 法就是要延长这个过程，解决王朝机构臃肿、官僚颟顸、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流民增多等可能引发革 命的问题。一句话，解决治理失灵问题。
实在解决不了，那就社会重新洗牌，来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重新建立起一套治理体系来。
在内部治理失灵的情况下，如果王朝同时面临外部压力，那就更糟糕，会加速这种进程。
在中原王朝晚期，往往同时面临内部治理失灵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双重打击，令危机更不可解。
比如大明末年，内有流民、外有后金，杂以天灾，就算崇祯是英明圣主也没招，更何况他也不是。
改朝换代，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大清也一样。虽然大清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但面临着另一种可怕的外来压力，那就是洋人。
以往北方游牧民族只是靠军事实力征服南朝，大清面临的洋人则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全部领先。但洋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区别在于，北方游牧民族要取代南朝政权，洋人灭亡本国的危险性并没那么迫切。
这也是清廷变 法时的心态：我们不如别人，就学别人。开始学智械机巧，后来学典章制度。
但包括光绪和慈禧在内的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学习典章制度可以改变国家治理体系，但改变国家治理体系是个大事，无可避免地推导出改变国体问题。
不要以为只有大清如此。那些变 法的强国都如此。英吉利、法兰西、俄罗斯、日本都如此，或明或暗而已。
6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镇国公载泽向慈禧力陈立宪的三大好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位永固”。
这是一切当政者变 法的出发点。
变 法固然是为富国强兵，但首要和直接考虑是消弥外界威胁，巩固自己地位。统治者是既得利益者，怎么变 法也不能放弃既得利益。
这在理论上没问题。但在当时大清，却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正因为国家治理失灵，所以要改变治理体系。也就是说，当前的治理体系是怎么样的，就要打破它，向相反方向改变。
这并不是立宪强于帝制这么简单的事。
简单说，如果当前治理体系是集 权的，那就向分权方向改；如果当前治理体系是分权的，那就向集 权方向改。至于是不是立宪，只是形式而已。
光绪变 法前三十年，日本也变 法，即明治维新。变 法的原因一样，当时日本治理体系失灵，国内有矛盾，外部有压力，不得不改变治理体系。
明治维新，号称以立宪取代封建。
其实不是。明治以前，小小日本分为二百多个藩，号称江户幕府三百藩。平均一个藩也就一千多平方公里大小。明治后，废藩置县，由封建制改为中央集 权制。
普遍观点是，日本立宪成功，立宪优于帝制，因此在五大臣出洋考察那一年，新兴的立宪小国日本击败垂垂的帝制大国沙俄。
问题是，沙俄是帝制，但苏联也没有共和。大清 洗、集体农庄，死的人一样成千上万。但苏联一跃而为世界强国。
问题是，沙俄是帝制，日本就真是立宪、不是帝制了吗？日本战胜沙俄，难道不是一种帝制战胜另一种帝制吗？
问题是，德国战胜法国，难道因为德国共和而法国帝制吗？苏联战胜德国，难道因为苏联共和而德国帝制吗？
如果类比的话，还可以问，蒙古击败南宋，难道因为蒙古的制度比南宋更文明？满清灭亡大明，难道因为满清的制度比大明更先进？
不是的。我们只能说，胜利一方的治理体系更有效率，更符合当时竞争的需要。
蒙古铁骑两个万人队可以横扫欧洲，不代表蒙古攻城掠地、杀人无算代表着先进制度，应该被我们变 法效仿。
在当时强国林立的竞争中，谁的治理更有效率谁就可占得上风，而共和制未必比集 权制有效率。在国家胜败生死存亡之际，通用定义的文明制度未必适用。
7
其实我也很困惑。读书几十年，也走过世界一些地方，观察了很多人和事。但看的越多、读的越多，越无法搞清，到底哪一种制度更好？
现在的结论是：在某个时间、某个国家，有一种治理体系更合适。这种治理体系可能是集 权的，也可能是分权的；可能是单一制，也可能是联邦制；甚至可能是共和，也可能是帝制。
与维新的日本相比，大清的困局在于：在当时的情形下，只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体系，才能让国家运转更有效率。（日本的变 法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尽管是以立宪之名。）
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体系，再去推动改革，就意味着加强集 权。这看起来又与变 法的目标相反。变 法就是因为朝廷的统治和治理失灵，怎么还能加强集 权统治呢？
清廷与日本面临的问题一样，都是要革新治理体系，但日本的现状是一盘散沙，通过集 权建立起现代国家体系；而清朝的现状是已经集 权了两百多年，这种模式正在失灵。
所以，清廷无路可走。加强集 权固然为天下不容，放权发展就会天下崩解。
特别是，朝廷的代表是满洲人，而不是主体汉人。满汉之分令统治者对变 法可能削弱皇权更警惕，也令民族冲突夹杂在政治权斗、内外矛盾中，矛盾就更复杂与不可解。（我有时想，如果当时是朱明王朝，可能变 法成功还有一点点希望。）
后来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大清亡国了，国家并没好起来。
袁世凯和孙先生两个人完全不一样，但在一点上一致：他们都想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集中权力体系。袁氏想称帝；孙氏重组国民党，让所有加入者对自己效忠。
袁孙如此，常凯申与太祖也无例外。
后来日本对华步步进逼，我们无法相抗，因为始终没建立起一个集中、高效的国家体系，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仍治理着四分五裂的中国。
这至少是常凯申先生对日本一再忍让、步步后退的部分原因。
本朝与前朝相争，固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本朝彼时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动员体系，一切围绕着军事进行，从上至下如臂使指。（如在东北局内，林副帅以中 央委 员身份任书记，陈云、高 岗、彭真三位副书记却是政 治局委 员。这和“党 指挥枪”原则明显冲突，但却是当时最有效的治理体系。）
而常先生一方很多人则根本搞不清那是双方在争天下，一味沉浸于“剿匪”的自我偏执中，处处指挥失灵。
世事没有侥幸，一切皆是因果。如此而已。
8
然而，找到最适合当前情形的治理体系并非易事，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如果当前治理体系良好，就没有改变的必要和迫切性。但一旦这种必要和迫切性为大多数人认识，往往已失去纠正治理失灵的最佳时机。
这就是古今中外的治理困境。
只有那些具备远大眼光、宽广胸襟、坚定意志的当政者，配合以适合的时机与形势，才可能取得主动变 法的成功。否则，再说一遍，变 法是找死，不变是等死。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眼光再放远一点。
从一百二十年前的变 法往前推一个甲子。道光十八年、也就是1838年，道光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主持禁烟事务。
那是大清与外部世界碰撞的开始，也是大清治理体系进一步暴露失灵的时候。
如果此时有合适的人、时、势相配合，变 法成功是可能的。
从一百二十年前的变 法向后推一个甲子。新朝十年、也就是1958年，发生了什么不必多说。
那是其后二十年变乱的开端、也是十年 浩劫的先声。新朝建立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开始被破坏。
这一破坏就过了二十年，直到四十年前，有合适的人、时、势配合，才开始拨乱反正，治理体系再次回到正轨。
今年又是一个甲子了。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回望六十年前、一百二十年前、一百八十年前，还是有意义的。
不管我们怎么做，历史都将一路前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发现大势、顺应大势、调整自己，只是洞悉先机、与时俱进并不容易。
9
正如一百二十年前的大清一样，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政者都面临着如何巩固权力、富国强兵的问题。
巩固权力不是坏事。当政者没有权力，如何富国强兵？只要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就好。
当然，还面临着内部与外部世界互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又紧密相连。解决得好，就是盛世；解决不好，就是乱世。
以历史治乱兴衰看，我们仍处在一个强盛王朝的前朝。向后再看一个甲子，仍然可以期待。
但如唐德刚先生所言，我们仍在历史三峡中穿行。我们的治理体系仍在变化调整中。我们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过去，但也远不敢说万事大吉。至少，渺小如我，还没有想明白。
道光派出林大人禁烟时，想不到一个甲子后的光绪变 法，我们今天也不能想象一个甲子后的情形。
肉食者并不必然鄙。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靠肉食者谋之。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只是一粒尘埃。
但尘埃们也可以希望，肉食者能多看看一个又一个甲子的治乱兴衰，不妄不卑不纵不失，让下一个甲子到来时的感慨少一些！
（本文写得太乱，无甚高论，但正如马勇先生所说：读书、写作是生活方式，也是责任。责任谈不上，但确是生活方式，故也凑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