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发现是《被调整的目光》的加强版，大部分算是重读，不过读的还是很有兴味。姜先生为文从探访晚清大人、名人的故居、墓地这一“地”入手，说的是人和时。斗转星移二十年，据我的观察，姜先生当年的卓识、特识，大概已成为目前近代史研究者的常识甚至共识，这是值得高兴的。当然在学术圈外，历史仍然是教科书的传统地盘。
军国大事之外，书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像姑”。姜先生指出，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朝廷禁律较严，士大夫涉略花丛、挟妓冶游，例须革职。道光十八年（1838），庄亲王、辅国公、镇国公等王公大臣便因吸鸦片狎妓女而被皇帝革去爵位，因此京师女闾业并不兴盛。“文人相聚，无可遣兴，常招‘像姑’唱曲侑酒。所谓‘像姑’，是指那些二十岁以下唱青衣花旦的男伶，语义上，是‘像个姑娘’的简称。也有用其谐音，叫做‘相公’的。……在当时，大多是文酒之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姜先生所说也许属实，不过我想，清代士大夫好男风，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咸同之际，《红楼梦》中，宝玉眷恋秦鲸卿，薛蟠也对蒋玉菡抱有幻想，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说不定，咸同间对女闾的限制，为“像姑”创造了市场，这无疑会使男“风”刮得更烈。
马克思教导我们，资产阶级造就了无产阶级这个自己的掘墓人。我不知道国外的哪个无产阶级掘了哪个资产阶级的墓，只知道中国历史上，挖坟掘墓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中国式掘墓的特点是，掘墓人与被掘者，完全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是候选的被掘者和掘墓人。古代掘墓，多是经济上的考虑，如曹操便设“摸金校尉”通过盗墓筹集军饷，还有泄愤报复的，如伍子胥对楚平王的鞭尸，还有作为统治者的一种惩罚手段，如东晋朝廷对王敦的剖棺戮尸，近代考古学的出现，又为它增了一项学术目的。
掘墓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马克思的掘墓，是个比喻，不过在中国无产阶级这儿，不难落实。新中国成立后，掘墓成风，当然也落实到了李鸿章头上。“到了1958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李鸿章）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老人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求财、泄愤、惩罚，社会主义新人不过是老祖宗的借尸还魂。
礼教吃人，仁义吃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将礼教、仁义连同人一块吃掉了！
书中有些疏误，试举如下
1、第43页：他（李鸿章）在给儿子李经方的家信中，曾谈到对生后葬事的安排：……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做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按：“生后”当为“身后”，“堪开”当为“勘开”。另，同页图片说明中“白玉兰树”当为“广玉兰树”。
2、第63页：此时赋闲在福州老家的陈宝琛，也在一首题为《感春》的诗中，含蓄地批评道：
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连。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按：“连”不押韵，应是“迟”之误。据刘永翔、徐全胜点校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一春无日可开眉”作“一春谁道是芳时”，不知姜先生何据。
3、第66页：在“清流”大盛的年代，辜鸿铭其实并未被人当作“清流”，但到1928年，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按：“1928年”应作“1918年”。
4、第210页：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稀世疏遇的。按：“疏遇”应为“殊遇”。
5、239页：匾下悬着一幅溥杰题写的对联：
当年山水娱冠冕，
今日罇垒乐亟蒸。
按：“罇垒”应为“罇罍”。“亟蒸”不知何意，或者“亟”字有误。
6、第262页：格罗男爵表示要烧就烧北京城里的宫殿。按：“格罗男爵”应与前文“葛罗男爵”统一译名。
7、第285页：成灾州县议达八十余处之多。按：“议达”应为“已达”。
（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第5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