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乄妖乀
华佗被后世尊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可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
所留医案，《三国志》中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计二十六则。涉及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以及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
但所有载录并未涉及开颅手术……故而华佗之死因绝非以‘刺杀’的罪行关押拷打致死……
参《三国志·华佗传》载，‘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於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
即华佗是不愿继续作曹操侍医，以妻子生病为由，请假不归。后被曹操因不从召、欺骗罪，以大不敬将其处死。
至于华佗卒年，史无明文。然《华佗传》有云，‘及后爱子仓舒病因，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兒强死也。”’仓舒即是曹冲。参《三国志·曹冲传》载，曹冲死于建安十三年（208），故华佗卒年应不迟于建安十三年，而非小说中的建安二十五年（220）。
然真相是否如史文所载，华佗曷至最终走上不归之路……
林振清在《华佗死因辨析》中将华佗之死归因于‘恃能求官爵’。因华佗对曹操之患有言‘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而《华佗传》前文亦云，‘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即曹操头风之症，华佗随手可愈。故以此质疑华佗是在‘养病以自重’。
但此二者之间并无实际逻辑关系……
《华佗传》云，‘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即曹操的头风是需要静养之症。而显然曹操无法做到虚心静养，故而‘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每犯头风华佗‘随手而差’，是针对每次治疗而言。
然头风者，缠绵难愈之头痛也，病程长、易反复。华佗每次治疗不过治标而已，故而华佗方言‘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而且如果将‘可延岁月’理解成死期将近，却让人贻笑大方……
《三国志·王粲传》引注《典略》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参现代医学而论，曹操头风之症多为功能性头痛，发作虽异常痛苦，但却并不致命。
据史志所载，曹操患有头风有二十年之久。如果属于器质性头痛，患病如此之久，必然伴随诸多并发症，然史志中并未出现相关载述。
曹操于《内戒令》曾言，‘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令以木作。’且距曹操驾崩半年内，先是亲征汉中；后关羽北伐襄樊，曹操再度南下，被桓阶劝阻，故屯兵摩陂……
无论是曹操的‘储水卧头’，抑或临终前的种种史志记载，与器质性头痛的各类症状相差甚远。
故所谓‘可延岁月’即是表面含义，中医治疗针对的是整体，具有治疗与调养双重功效，长期调养自然可以提升健康度，如养生能够延寿一般。并无暗示曹操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之意，没有必要恶意揣测，博众眼球。
且待华佗死后，曹操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
曹操所言是因为头风再犯，无人可为曹操去除头风，故而此言不过是为杀华佗找一个台阶，为自己找一些颜面而已。以此作为华佗要挟官爵之依据，多有生搬硬套、断章取义之嫌。
徐少锦则在《华佗以“活人”为中心的医药伦理思想——兼评曹操杀华佗之道德法律问题》中以孙思邈之言为佐证……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七）中风篇中云，‘昔者华佗，为魏武帝针头风，华佗但针即瘥，华佗死后数年，魏武帝头风再发，佗当时针讫即灸头风，岂可再发？只由不灸，其本不除。’即华佗只针未灸，存在‘养病以自重’之嫌。
然曹操当年症状若何，不能凭借史志之中的只言片语而妄下定论。且华佗亦未留下其任何医学著作，难以对华佗的治疗方法做出准确的判定，孙思邈不过是以己度人之语，以此为据，并非实证。
而评判华佗心向仕途，却是源于《三国志·华佗传》中‘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之语。
但此语的逻辑根源在于，华佗心中抵触继续作为曹操侍医；是华佗以妻子生病为由，请假不归的注解。华佗被曹操征召至身边，失去了人身自由，故而心中常常自悔；又‘恃能厌食事’（即不愿意侍奉人），华佗以此为耻，方才心中常常自悔。
换言之，‘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是陈寿为华佗之后反常之举所推出的合理解释而已。
《后汉书·华佗传》则完全参照《三国志》而来，但却多出‘为人性恶难得意’之言，更为抨击华佗之徒提供了依据。然文中所言之‘性恶’究竟何意……
《后汉书》如此定论，实则并不为过。汉代学儒读经为社会风尚，医药方技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却亦为士族阶层所轻。荀彧为华佗求情时，曹操曾言，‘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由此可见，华佗作为医者的地位。
而华佗以妻子生病为由，请假不归是在欺骗君上、不从征召。在古代而言，是在藐视君上，谓‘大不敬’之罪。如此不忠之举，在儒家盛行之汉代，其后果以及影响是异常严峻的。被《后汉书》评价、定义为‘性恶’，并不过分。
除此之外，亦指华佗的反常之举。华佗抵触继续作为曹操侍医，而以思乡心切为由归家，又以妻子生病为由推脱，却并不逃避躲藏，并认为此事尚不至于招惹杀身之祸。
确是有些不将帝王将相放在眼里之感。即华佗的随心所欲，在儒家看来，亦是性恶之表现，故而尤为强调其‘难得意’。
华佗如此行为，亦并非必然会被处死，如何量刑完全依曹操为准。而曹操不纳荀彧之言，执意处死华佗亦是为此。因为曹操感到了华佗不重‘君权’，认为这是对自身的侮辱、对统治的挑衅。
今人无法理解君权社会的思想，故而将矛头尽皆指向了曹操。认为是曹操间接导致华佗的一生绝学，以及《青囊书》未能流传于后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损失。
但事实真相是否如此……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皇甫序中云‘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却是提及华佗‘骄矜其方技’，是否在暗示华佗有敝帚自珍之嫌。
毕竟华佗确实并未留下医学著作。《华佗传》云，‘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今人皆在诟病曹操，但是否能够换位思考，华佗为何将书卷烧之。故《后汉书》将华佗此举，定义为‘性恶’亦不为过。
而《后汉书华佗传·补注》载，“吴押狱者每以酒食供奉，佗感其恩，告日：‘我死非命，有青囊未传，二子不能继业，修书与汝，可往取之’。吴至金城，取又藏之。佗知不免，大饮如醉而殂。吴弃役回家，向妻索书，妻日：‘纵学得神术，终毙于狱中，故我以囊烧毁也’”。实则是在华佗并无医著流传，找寻借口与理由而已。
所谓华佗所撰《青囊书》确切被记载于史志，即是出自清·张骥《后汉书华佗传·补注》一卷之中，实则并无所谓《青囊书》。
青囊原指存放书籍之黑布袋，代指堪舆之术。《青囊经》即是中国历史第一本有文字记载之风水经书。《晋书·郭璞传》中既有‘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之语。后方才代指医书、医术。
换言之，华佗之术有多少流传后世，亦成为永久的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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