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金时代》之前，我从未读过相似类型或风格的作品。非说有，是韩寒的《光荣日》，同样黑色幽默（仅此而已）。以歌唱作喻——虽然用同样的“发声方式”，但由于“音色”的不同，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相比之下，韩寒的作品显得单薄，但至少是有趣的——已经很难。
这部《黄金时代》最出彩的地方，无疑是它的结构。而在这一点上，非它浑然天成，而是王小波有意而为之——可见天才不只天赋一类，还可以凭借日后的修炼慢慢锻造出来。
青年时代，王小波读到了杜拉斯撰写的《情人》。对于这部小说，王小波的原话是：“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安排，叙事没有按照时空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称为艺术。”
果然，木心先生说，天才敏于受到影响。
不夸张的说，《黄金时代》在语言风格、叙事方法及行文结构上，都做出了天才般的尝试。曾有名家称王小波为“白话文作文的第一人”，所言非虚。他的作品非常口语化，也不避讳所谓的敏感词汇，甚至有些“粗俗”。
粗俗又如何？若纯然粗俗，无非是粗俗罢了——现在已经见得够多。
但《黄金时代》不是，从写作的技巧上来看，即使命令王小波选择一种“文绉绉”的语言写这个故事，他的能力也足以应付。所以推断，是他自愿“选择”了这样一种流氓式的语言风格，来成就他的作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迪。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是可以自己敲定主意的。常有年轻作家说，“没办法啊，这就是我的风格。”或言，“各人有各人的喜好啊，我就坚持我的写法。”如果王小波听到这话，估计是不置可否的。他在《理想国与哲人王》中表露，最讨厌用自己一套东西“打量”别人的人，言下之意是，他也不愿意做打量别人的人，尽管他完全有资格打量别人——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资格”。诚然如斯，写作风格可以浑然天成，也可以后天修炼，就看这个作家到底想达到怎样一种目的。就《黄金时代》而言，王小波坦言，是为了“追求对作者自己来说的完美。”
王小波说回小说。
结构上，王小波使用一种“穿越时空”的手段，时而写王二（第一人称）和陈清扬在乡下插队、搞破鞋、挨批斗的事情，时而写他们二十年后再相聚的事情。王二第一次逃上山后，根据种种迹象怀疑起“我之存在”，让我想起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构筑又打破，但它没有。要说意识流，又没有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那么夸张，很感激他能关心到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会把一根稻草写上几十页——《尤利西斯》的最后一章，写茉莉的内心独白足有57页，没有一个标点。但他的确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借向某个第三人（读者）转述一段故事的口吻，在二十年的跨度之间自如穿梭。难能可贵是，他不会用我这种“说回小说”似的过渡，去写什么“说回二十年后”、“说回挨批斗的时候”，而是直接转换，且毫无破绽。自来就是一副凭记忆与人“转述”某段往事的口吻，所以怎样切换都不显得突兀。
在语言上，脏话与俚语结合，引述与直述并用，其实是非常纯熟的写作技巧。他写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以前，是一个童男子。那天晚上我引诱陈清扬和我到山上去，那一夜开头有月光，后来月亮落下去，出来一天的星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多。那天晚上没有风，山上静得很。我已经和陈清扬做过爱，不再是童男子了。”非常简练，如同传统水墨，沾上一点颜色抹上就够了。写人，初见陈清扬，“陈清扬在我的草房里时，裸臂赤腿穿一件白大褂，和她在山上那间医务室里装束一样，所不同的是披散的长发用个手绢束住，脚上也多了一双拖鞋。”几乎符号式的，在不影响人物完整性的前提下，会节省读者很多精力。你不必句句卖足力气，弄得牙上有眼，眼上长牙，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作家的通病。
当时这些故事，就算不发生在他身上，也多少发生在他所见的人身上。他的诙谐、黑色幽默，即便我等从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读者去读，亦觉得有趣。试想之，如果他用一本正经苦大仇深的语言去描写当时的“批斗”和“庸众”，现在再看，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了。尽管王小波将如此残酷的历史用一种不疼不痒的方式讲述出来，但透过那些情节，还是能看出那段历史给他带来的深远影响——果然健康是一种麻痹。
在故事情节上，王二和陈清扬两人的性事绝对是浓墨重彩。这种“浓”和“重”，与村上春树的作品有类似之处。村上的作品，标榜绝不避开“性爱”和“死亡”这两件事，因为一旦避开这两件，人类怎么看都是不完整的。无论是《挪威的森林》的朋友之交、《海边的卡夫卡》的姐弟母子不伦、还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粉红结合，村上春树都大段地描写性事，且永不落俗，把每一场香艳之举都化为富有禅意的对话。《黄金时代》同样做到这一点，从王二第一次以“伟大友谊”为由哄骗陈清扬奉献身体，到二十年后他们在饭店偶遇，再次把玩起“耷拉的乳房”，每一场性事各有名目，各有背景。草地，山上，田垄之间，雨水之中，陈清扬的内心不断变化。直到王二痛打陈清扬的屁股几下，陈清扬为此爱上了他。
王小波除上述之外。
时代。那个时代是非常有故事可写的，每个下乡改造的知青内心都是复杂的。这种复杂之中能孕育麻木，亦能孕育思潮。相比之下，现在的环境太过安逸，想写出带有“时代感”的作品，难度很大。现代作品往往是“时装秀”，古装、民国装、异族装、未来装，脱下服饰呢？
哲学。这本小说语言虽粗俗，但充满思辨。从王二思索“我之存在”，到陈清扬思索“我之罪恶”，既矛盾又合理。庸众的刻板思想、歪曲真相的本领、人性与法性的博弈，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摸到一根通往真相的藤蔓。用一个普通人讲一句不普通的话，就会让人印象深刻。王二与陈清扬的碰撞，总能撞出印象，撞出深刻。
象征，隐喻。王二证明他没打瞎牛眼、证明陈清扬不是破鞋的逻辑；面对军代表的一言不发而被怀疑是哑巴；上山、下山；陈清扬的不知者无罪，王二的走路不回头。这些细节，都包含作者对于某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反抗精神”、“善恶观念”的隐喻，即便脱下“文革”的时装，你还是能触摸到富有实感的肉体。这是他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总的来说，王小波用这本小说做了一个实验——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一本小说就两个像样儿的人物——王二、陈清扬，够了，接下来是作家的魔术。
除此之外，最打动我的是王小波的态度。王二和陈清扬二十年后又重逢，《黄金时代》也从王小波二十岁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的重写。一部三万字的作品，可能连现在网络小说的一章都赶不上，尚且需要如此长时间的打磨，我们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更需引以为戒——什么是功夫，是质还是量。
言犹未尽，还请翻开这本《黄金时代》，感受王小波的独特魅力。
文／张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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