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反感姑姑说我长得像小民了，每次告诉妈妈，妈妈都会一本正经地说：“嗯，确实很像呀！”我噘着嘴说：“才不像呢，他是个彪了。”妈妈就会嗔怒道：“不许这样说，他可是你的亲舅舅！”
小民是我的亲舅舅，这我承认，但他确实是个彪了。听妈妈说是因为小时候发烧烧坏了大脑。从我记事起，他就和姥爷相依为命，住在一间黑乎乎的破房子里。姥爷上哪，带他到哪，不敢撒手，怕他“落祸”。他曾追打过邻居家骂他的调皮小孩，也曾把自己的鞋子扔到水缸里。姥爷不出门时，他就整天盘腿坐在炕上，眯着眼，拇指和食指搓捻着一个纸团或一株草。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没有人想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或许他什么也没想，因为他是个彪了。小民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收集空火柴盒，他会把它们放窗台上摞成一列长城，又高又长，整整齐齐的。如果被风吹倒了，或者被调皮的猫给碰倒了，他便会重新一个一个地垒好，丝毫不嫌麻烦。姥爷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动他的“长城”，说他会发脾气打人，可我试探着动了几次，他并不发火，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原因，只是，此后有了空火柴盒我也会给他。
每年的正月或者腊月，村里总会请上几场戏，有时是栖霞县剧团的，有时是烟台市剧团的。那几天，便成了村里人一年中最快活的日子。每家每户都邀亲请友来看戏。白天晚上，不大的戏台前总是人山人海，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打闹，小商小贩们扯着嗓子吆喝，情侣们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对许多人来说，看戏倒在其次了。
姥爷是地道戏迷，年轻时是村里剧团的编剧兼演员，常年随剧团到十里八乡串演，乐此不疲。后来，单干了，各家各户都忙着发家致富奔小康，村剧团也就解散了。姥爷失落了好长时间，挂在墙上的二胡也落满了灰尘。他们村小，请不起戏，因此，每年的这个时候，父母便会把他接来看戏，过过瘾，小住几天。同来的当然还有小民了。等到戏看完了，姥爷带着满足的神情回家，父母便再留下小民多住十天半个月。我明白父母的用心，无非是想让姥爷一个人在家清闲几天，但我确实讨厌小民，不单单是因为他那散发着怪味的身体占用了我的房间，更因为他让我在小伙伴面前丢尽了面子。还有同村的姑姑，总拿我和小民开玩笑，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妈妈，唯独她不怀好意地说我像小民。妹妹那时还小，晚上做噩梦，梦见有个衣着破烂看不清面目的人进了我们睡觉的屋子，她大喊大叫：“快把小民赶出去！不让他进来！”家里常有邻居来串门，父母怕是也觉得有小民在，脸面上不好看，便让他终日待在我的房间里，不许出来，甚至吃饭也是盛了送过去。
不单单是这个时候，春夏农闲时节，小民也会在我家住个十几天的。记忆里他总共犯过两次病，一次是抽风掉进了茅坑里，一次是犯傻后把自己脱得赤条条的晒太阳。妈妈把我和妹妹关在门外，叱骂着给他洗身子、穿衣服。他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不了的饭总是偷偷扔到墙角旮旯，妈妈扫地经常会扫出发霉的半个馒头，或者长毛的包子角，便又骂他。他也不还口，因为他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可是他仍然爱来我家住，或许是因为我家顿顿有馒头吃吧。
我上初二那年，一天放学回家，妈妈很平静地告诉我：“你小舅死了。”我的心咯噔一下，随即很放松，好像终于解脱了似的，以至于他是怎么死的，怎么葬的，我一概不问。妈妈也没再说什么 。
下一年的腊月，村里照例唱大戏。姥爷在此之前也去世了，家里并没有亲戚来，显得很冷清。妈妈突然望着我的屋子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日子，你小舅该住在这。”我愕然。妈妈便絮絮叨叨着：“对你姥爷，我已尽到了孝心，唯独对你这个彪舅舅，我的亲弟弟，对这个从小没娘，和我一块作伴长大的兄弟，照顾得不够啊。你说他在咱家住过那么长时间，我就从没有单独为他做一顿好吃的。他是彪点，可再怎么彪，有别人嫌弃的，也不应该有我这个当姐姐的嫌弃啊。唉，活着的时候，嫌他是累赘；死了，反而有点怪想念的。再没有身上人啦。”
我没有听妈妈的絮叨，转身走进了我的房间，不大的房间里似乎还残存着小民的气息。我想起了妈妈说过的，我出生一个月后，她抱着我回娘家“出行”，小民欢喜得非要亲自擀面条给我吃（他哪会呀）。想起了每逢我放学快到家时，他总会坐在炕上朝那屋的妈妈喊：“姐，快做饭吧，小忠好回来了。”想起了哪怕我把他的“长城”故意弄倒，他也从不气恼。想到自己哪怕逢年过节也从没有叫他一声舅舅，心里充满了愧疚。除此之外，脑子里再无别的有关他的印象了。他就像一株长在阴暗角落里的弱弱的小草，没有阳光的爱抚，雨露的滋润，蜂蝶的赞美；有的只是不解、偏见和深深的伤害。他卑微得像一粒尘埃，在冷漠的人间飘浮了几十年，无所依傍，最终被厚实的大地母亲接纳。
如今，父母都已过世，更没有人记得一个叫小民的曾存在过。姑姑我也经常见，但她早已不提我长得像小民了，虽然现在我已能坦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