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军事掠夺到财政改革

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已经积攒够足够实力的北魏开始向统一北方的目标快速前进。拓跋焘少年即位，率领北魏骑兵，横扫中国北方，亲率大军先后攻灭胡夏、北燕、北凉，然后北伐柔然，征山胡，降鄯善，逐吐谷浑，并与刘宋一战，奠定了魏宋双分天下的局面。

在北魏的统治区域内，民族众多，习俗差异巨大。大概以京城平城为中心，以南的长城沿线是内迁各胡族居住区域，再往南，则是汉族的传统居住区；而在平城以西，则是氐、羌族等少数民族。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拓跋焘“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

这个民族政策分为两个部分，前两句说的是政治政策，后两句是经济政策。从政治政策上讲，只要胡汉各族承认北魏的统治，那么北魏政权就尊重各族原有的习俗。而从经济政策上讲，北魏集团脱胎于游牧的拓拔部，财政上重掠夺而轻税赋，只要被统治区域的百姓肯缴纳粮食、布帛等各种物资，北魏政权懒得去建立一种统一的财政制度。

在封建社会，散漫的财政制度必然导致松散的户籍制度。北魏统治之初，由于社会动乱，汉族人民多逃亡隐匿。所谓逃亡，就是从一地逃到他地，而所谓隐匿，则是原属独立的户口接受大族豪强的荫庇，在人身和财产上成为大族豪强的依附。荫庇的结果，对百姓而言，能在乱世中得到暂时的喘息；对大族而言，则增加了自己直接控制的户口；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税源的损失。接受荫庇的大族，要么是汉族传统地方豪强，要么就是新兴的鲜卑贵族，北魏朝廷虽然不乐见此，但往往也无可奈何。道武帝天兴年间，北魏朝廷下诏要求荫户向朝廷交纳纶绵，这就是朝廷和大族间妥协的结果。既然只要交纳少量纺织品就能取得合法的荫户的身份，逃避朝廷的税收，那么无论是荫户还是大族，都积极配合朝廷好了。此政一出，逃户纷纷申请成为政府承认的荫户。

农业人口普遍依附于大族豪强，而其它人口则成为了杂营户帅的依附人口。名义上隶属于国家的手工业者因为来源复杂、采用军事化管理被称为杂营户。杂营户帅名义上是朝廷派出的，管理杂营户的军官，但实际上，杂营户则成为了杂营户帅的私人依附人口。杂营户作为依附人口，既不服从地方官员的管理，交纳赋税和户口管理的情况也很混乱。太武帝始光三年，北魏下诏停止杂营户帅的制度，所有杂营户的管理权都归于郡县。这种改革，并非是裁撤军队，只是把过去名义上属于军队的依附人口变为编户齐民，直接受国家管理。

太武帝神麚二年，太武帝亲自率大军深入大漠，北击蠕蠕。在东到瀚海，西到张掖，北到燕然山的广阔区域里大破蠕蠕，掳掠蠕蠕的人口、牛马数以万计。此后，太武帝又派成周公万度归西伐焉耆，取得大胜，获得奇珍异宝无数，骆驼马匹各类牲畜不可胜数。又因焉耆王失败后只身一人逃到了龟兹，万度归又攻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瑰诡之物亿万已上”。太武帝本人对蠕蠕和万度归对西域的征伐，在财政意义上对北魏的巨大贡献是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财富。

终太武帝一世，北魏朝廷多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这既是游牧民族政权的特色，又是在大量户口成为大族豪强依附人口条件下不得以的选择。太武帝晚年，屡次御驾亲征，将以太子拓跋晃监国，主持内政。拓跋晃监国期间，于太平真君年间下令鼓励农业生产，北魏政权政权在财政问题上开始从战争掠夺为主的游牧民族政权向征收税赋的农耕民族政权转化。而在实际政策中，北魏统治集团也迅速农耕化。太武帝曾下令封禁良田于朝廷手中，不许民间耕种；太子拓跋晃自己就“营立私田，蓄养鸡犬，乃至贩酤市鄽，与民争利”，从一个游牧民族的贵族转化成一个农耕民族的地主。

拓跋晃的汉化速度快、程度深，也因此和其父太武帝拓跋焘产生了政治上的矛盾，突出表现在拓跋晃信佛而拓跋焘灭佛上，最后也导致拓跋晃忧惧成病，先其父而死。

太武帝被宦官冯翊王宗爱杀死之后，北魏政局出现了小规模变乱，变乱平息之后，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即位，亦即高宗文成帝。文成帝在位期间，北魏的掠夺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天下粗安，地方行政体制也到了改革的前夜。北魏南征北战之时，鲜卑贵族依靠军事掠夺和努力生产，就可以享受富贵，并不需要什么俸禄；而投靠北魏政权的汉族豪强，自有北魏朝廷的赏赐和剥削依附人口可以维持生计而有余，也不需要俸禄。但天下太平之后，胡汉豪族都已经衣食无忧，后起的官吏则无固定收入可以糊口，只得侵吞公物、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文成帝太安年间，朝廷派遣20多名使者，到各地进行巡视，对地方官吏太过分的行为进行纠正。
　　
　　前文说过，从太祖拓跋珪起兵，到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北方，这一段时期，北魏政权主要依靠军事掠夺来解决财政问题，到文成帝时期，北魏“收获珍宝，府藏盈积”。文成帝和平年间，下诏制作直径二尺二寸的黄金盘十二个，并从内库取出绫锦布帛二十万匹供百官赌博的筹码，又赐给京师年七十以上的百姓终身可以在皇帝御膳房吃饭的待遇。以上种种，不过是北魏库府充盈之后，鲜卑贵族生活奢靡的几例。

文成帝死后，其子显祖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拓跋弘时期，冯太后主政。冯太后是北燕末帝冯弘的女儿，是汉化程度较深的鲜卑人。文成帝去世时，献文帝刚十岁出头，朝政在冯太后主持下，汉化色彩颇重。献文帝时期，朝廷崇尚朴素，“亲行俭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赈益黎庶”。不过这也不是毫无原因，一来是献文帝时期，北魏出现了连年大旱，每匹绢的价格飙升到千钱；二来是当时宋的淮北地区青、冀、徐、兗、司五州叛乱，脱离了宋明帝的统治，要投降北魏。两淮地区在魏宋争锋中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有此良机，北魏岂能坐视？北魏派兵支援淮北，但战事出现反复，数年之后才完全控制淮北。经此一役，山东地区人民忙于征戍转运，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也迫使北魏朝廷改变政策。

献文帝时期，北魏的改革内容首先是厘清农业税赋交纳方式。北魏规定，按照人民贫富，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上中下三品，一共九品。在三等九品制下，具体有两个内容，一是按照距离远近确定交纳粮食的品种，“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二是按照财产多寡确定粮食交纳的地点，“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从上面的改革措施可以看出，北魏在汉化过程中，道路是曲折的。三等九品制度，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北魏的财政问题，也没有减轻人民负担。正如《魏书》中所说，这个制度“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所在委滞，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货赂各求在前，于是远近大为困弊。”也就是说，人民千里转运粮食，为了节省时日，纷纷向仓官行贿以图早日入仓。而“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的制度，也是提出此项建议的汉族官僚按照《尚书·禹贡》中“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的故事依样画葫芦而来。且不说文人穿凿附会，《禹贡》中的国家中心在今天的河南地区，距离统治区域的四境距离都不算远，而北魏的都城平城在农耕地区的北部，从山东、关中、河内转运粮食到平城，势必耗费人民更多的劳动。
　　
　　此外，冯太后执政时期进行的另外一项改革就是田租改革。早在文成帝时期，北魏就进行过田租改革。兴安年间，文成帝认为除正常应当缴纳常赋之外，尚有十五种“杂调”，即常规户调外的加征。杂调征收方式随意，产生寻租空间的同时，加重了人民负担。文成帝和大臣们商议废除杂调，遭到了尚书毛法仁的反对。但文成帝认为，如果百姓有多余的财富，那么朝廷何愁没有更多的钱呢？下诏废除杂调。但不久就因为财政压力而被迫恢复了杂调。到了冯太后执政的献文帝时期，杂调被彻底废除了。“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

北魏经历了从太武帝到献文帝的四代皇帝，财政制度上从军事掠夺为主转向征收田赋为主，这是北魏政权汉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一个标志。在这个过程中，冯太后作为文成帝的妻子、献文帝的嫡母，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冯太后还会辅佐孝文帝进行更为激烈的改革，将鲜卑政权的汉化之路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