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宦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城主义与任人唯索的用人。幕僚团队的异质性导致陈宦内部四分五裂，内耗和不稳定，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及其用人的地城主义、任人唯索而不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导致四川失势者对他恨之入骨，从而使陈宦在四川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最终不得不败退四川。
[关键词]陈宦；幕僚；特点
春秋战国以来，幕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种典型而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之时。太平天国之后的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或者军政集团，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体，目前学术界着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体——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梁勤的《曾国藩幕府》，朱安东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欧阳跃峰的《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牛秋实的《李鸿章幕府》，黎仁凯的《张之洞幕府》，张学继的《袁世凯幕府》，阎团结的《试论冯玉祥幕僚的特点》。这些著述为研究陈宦的幕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借鉴思路，也成为本文的写作起点和基础。本文针对陈宦主政四川期间的幕僚群体的两个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推进对陈宦和近代幕僚群体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陈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凯内定为四川军政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组织自己的幕僚团队——建立会办行营的五大处：参谋处、军务处、秘书处、军需处、副官处，其聚集的有名字记载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势力赶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团队解体了，所以本文选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这段时间来研究陈宦幕僚团队的特点及其影响。
首先，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
从职业与出身看，陈宦的幕僚中既有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甚至留学归国人员，又有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员。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有：张联菜(1880—1966)，字馥卿，山东淄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读于郝穴预备中学堂(1906—1908)、北京江汉学堂(湖北旅京中学堂)(1908—1909)、保定高等农林学堂林业科(1909—1911)。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堂(1905—1906)、贵州陆军武备学堂(1906—1909)、湖北陆军中学(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复，江苏南通人，曾经先后就读于南通中学堂(1902—1903)、江南将备学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保定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1906—1908)。雷飙(1873－?)，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曾经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3—1905.8)。刘郁芬(1880—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读于直隶省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孔繁锦(1881—1951)，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张庆云、刘延杰、赵锡龄等人均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留学归国人员有：刘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寿乾，安徽肥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了五年(1904—1909)。刘虎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有：骆成骧(1865—1926)，字公辅，四川资中人，1893年中举、1895年中第一名进士(状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其次，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的用人特点。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团队具有浓郁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陈宦的幕僚也具有浓郁的地缘、业缘色彩。
血缘关系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是一种最悠久、最亲密和影响最深远的人际关系，政治人物往往把血缘中的忠诚、团结带人政治领域，用人首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员。但是血缘关系有限，况且因为地缘和血缘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费孝通指出：“在稳定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缘的因素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所以政治精英选拔人才之时，也会考虑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更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于同一环境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戴季陶指出：“某省者，某省人之某省也。此省界存在于国民心脑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中国之国民，其爱省之心实较爱国为切……然知中国人省界之深也。试以政治之分野观察之，某省而忽出一显吏，则其相援引者，必以半以上为同省之人。太平天国战后，曾国藩执政。湘人掌权，于是国内湘人同时为督抚者十五人，其它之幕僚属员无论矣。此一事也，湘人至今以为美谈而自负焉，省界现象也。合肥李氏执政中枢，而皖人附骥登龙者复盛焉。即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执权者居枢要，则若干省之人皆得簧缘以进，而其它省无执政者之若干省，则群嫉而忌之焉。此亦有省界之现象也。”
陈宦的幕僚团队也有这种省界现象，其幕僚中两湖同乡很多，如刘一清、胡鄂公、熊祥生、王彭年、王芗臣、马贶生、修承浩、雷飙、何积祜、王奎楼等人。
陈宦幕僚群体的业缘色彩也很浓。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上下级、同学、同事、结义兄弟、有共同兴趣爱好者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然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陈宦幕府中很多人与他具有业缘关系：刘一清是他的老部下，陈宦为新军第二十镇的统制时，他是其正参谋，陈宦为黎元洪幕僚时，刘一清是其同事，陈宦为参谋本部次长时，刘一清为参谋本部的第一局局长。张联桑、李炳之、季自求、伍祥祯、冯玉祥、刘郁芬、张之江、邓汉祥、王彭年、孔繁锦均为其老部下。胡鄂公是其在黎元洪幕府中的同事。何积祜、楼蔷庵、邓文瑗是其诗文唱和之友。
陈宦幕僚的这两个特点给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幕僚团队的异质性导致陈宦内部四分五裂，内耗、不稳定，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用人的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而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导致四川失势者对他怀有很深的怨恨，从而使陈宦在四川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最终不得不败离四川、淡出政坛。
总之，陈宦入川之后，其用人的地域主义、任人唯亲色彩是很浓的。他曾经说：“用人一层，亟须分别汰补，实行振刷。”陈宦因此“把原来的厅道局官员撤换了一大半，在各方面安插自己带入四川的文武闲职人员”。季自求劝说陈宦不要独立时就说：“川人浮动成性，就安陆入川过程，川人失势者方修怨于四方上下，今与中央脱离关系，斯川人动作有辞，纸虎戳穿，益难统治。”这些因素都是陈宦在护国运动结束之后，不得不败离四川，从此淡出政坛的重要原因。与陈宦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代的在护国运动结束后仍然牢牢地掌握奉天的政权，且用3年时间统一了东三省(1916—1919)，用7年时间杀人中原(1919—1926)，掌握了中央政权，这其中就和两人的幕僚特点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