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新乡，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在同事的推荐下看了这部小说，故事始自村妇李雪莲想纠正一句话——她不小心怀了二胎，和老公假离婚，以躲避计划生育政策，没想到离婚之后，她老公索性另找了个女人结婚了。她去理论，她老公骂她不是李雪莲，而是潘金莲。李雪莲要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莲，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一路告状，从县里、市里告到了北京，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都被罢免。她连告20年，以至于每年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她都会被围追堵截，上访故事活活演绎成警匪大战。
其中有两部分尤其精彩，一是讲到李雪莲准备要告状了，做了七件事，都是为了战斗，比如把头发剪短，方便在打斗中对方抓不到自己，多深谋远虑。二是讲到因李雪莲告状而下马的县长史为民，开了餐馆卖肉。他从北京回家，买不到火车票，想到了绝妙的好主意——自称要上访，被两位警察押解回乡，终于赶上了打麻将。而史为民被押解途中，两位警察不慎睡着了，醒了看史为民没跑，很感动，翘着拇指夸他"大哥，仁义"。两位警察最后明知被骗，假装阻止了一场严重的上访事件，邀功领赏。
作为一个老练的作家，刘震云的活儿好。结构挺酷，文字干脆，没有丝毫阅读障碍。挺沉重的题材，读起来堪称轻快，他对举重若轻这事玩得很娴熟。
挺有趣挺荒诞，于是你笑了，你笑完了才发现，它更大的荒诞之处在于它的真实。这也是这个社会所特有的幽默感，新闻比荒诞小说更荒诞，发表不了的新闻又会抵达荒诞的更高境界。以至于我们读中国小说，很多时候觉得不带劲，就像娱乐明星演的电影电视剧还不如他们本人的故事有戏剧冲突一样。
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充满了生活感，既不太好也不太坏。李雪莲就是个偏执狂，为了纠正一句话，她把告状过成了日子。而每个当官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蛋，他们只是把李雪莲当成一件事来处理，而不是当成一个人。他们被李雪莲玩得团团转，甚至显得有点无辜，有的给她讲自己悲惨的童年以博取同情；有的被她逼成了福尔摩斯。对待一个刁民，他们的做法甚至算不上特别粗暴，连替她找个老伴分散注意力这种"贴心"的事都想到了，你还想怎样？如果可以，他们估计恨不得给李雪莲来一本行为指南，"如何做好一个刁民"。
好小说总得抖露点时代的隐私。虽然我们可能对这种隐私早已麻木不仁。小说的最后部分是非常中国化的，当我们被荒诞击败的时候，发明了一个新招，好好利用这种荒诞。这就是中国人的灵动和变通，非常到位。
若想克服恐惧，最好成为恐怖本身。《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以此为信念，成长为食人魔，它是罪恶的发起人。
若想战胜荒诞，最好变得更为荒诞。《我不是潘金莲》用蝴蝶效应式的故事，透露了一个对付荒诞现实的秘诀，展现的是一个罪恶的食物链。
《我不是潘金莲》电影剧照事实上官员们倘若付出了一点诚意，真的倾听李雪莲的需求，了解她的难处，李雪莲这事就很好解决了，也不至于从一个离婚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进而演化为政治事故。但所有官员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了恶。西方有句谚语是，"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作家刘瑜就说，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烧死大批犹太人，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盲山》里被拐去的大学生一旦逃跑，全村的民众都合力把她抓回去，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花钱买来的媳妇不能就这么丢了；近期新闻里"组织纪检干部们学习奢侈品知识"，纪检干部们表示很无辜，有时候行贿者送的眼镜架，他们根本看不出要值几百万嘛，能怪他们吗，还给一些不懂奢侈品的官员取"表哥"这样戏谑的称号，民众真是不懂事；而你我这样的人，何尝不会因为一次公款吃喝，或者找了关系顺利办了事享受了某种特权而产生微妙的优越感。
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里，当罪恶显形，每个人被问责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含冤的小白菜。但事实上，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制度，我们都在默默捍卫、强化、利用着制度中的恶。
别谦虚，这罪恶很可能也有你的一份。